陈士强

汉文《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它不仅汇编历代从梵文和其他西域文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律论，而且收录历代中国佛教撰述，并通过这些经典，全面介绍千百年以来佛教的教理、宗派、人物、事件、礼仪、规制、节日、活动、寺塔、器物和术语，展示与之相关的历史、哲学、文学、伦理、教育、语言、逻辑、心理、习俗、地理、天文、历算、医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的知识。正因为如此，编纂和流通《大藏经》，成为自古以来佛教界和社会人士的一项崇高的文化事业，广受重视。伴随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手抄本(又称“写本”)、木刻本、铅印本、电脑排印本、影印本等各种形式的《大藏经》。研究《大藏经》的发展历史和版本沿革，也成为佛教研究领域中的一门精深的学问。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富华、何梅，为国内着名的专门研究汉文《大藏经》版本的专家。亲身参加了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藏经》的筹备、编辑和校勘工作，与其他同仁一起，辛勤奋斗了十三年，才使它得以完成。其间，他们长年累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下属佛教图书文物馆查阅资料，又先后到福州、南京、杭州、上海、四川、山西、陕西等地，探访分散在各地的《大藏经》古本，仔细校勘，认真分析，最后在综罗国内所能见到的历代《大藏经》版本的基础上，撰成了迄今为止《大藏经》研究领域中内容最为完备、解释最为准确的着作——《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分为十四章，对汉文《大藏经》的形成与文化价值；北宋的《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南宋的《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金代的《赵城金藏》；辽代的《辽藏》(又称《契丹藏》)；元代的《普宁藏》；明代的《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代的《龙藏》；近代的《频伽藏》、《普慧藏》；当代的《中华大藏经》；高丽、日本刻印的汉文《大藏经》等，作了分门别类的论述。内容包括：《大藏经》各版的雕印时代、社会背景、所收部卷、版式特点、流传经过和见存情况等。此外，还有不同版本的比较分析。作者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以创新思维为方法，以缜密考证为特质，将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如印本的版式、装帧、序言、刊记、题识、墨记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于中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纠正了前人一些有误的论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创见。

关于《开宝藏》。《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完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全藏刻成之后，前后印刷了一百四十年，经历了三次大的增补，并作为朝廷的礼物赠送给日本、高丽等邻国，对《大藏经》的刻印流传起了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由于它的全藏已经亡佚，今存的仅是少量的残卷，故关于初刻本和续刻本的具体情况，人们不甚了解。本书作者通过对《开宝藏》的复刻本《赵城金藏》和北宋惟白对《开宝藏》所作的提要着作《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的仔细剖析，指出：《开宝藏》的初刻本，是依据《开元释教录·人藏录》雕造的。而在它的增补本中，“随藏添赐经传三十帙”，是北宋时期根据诏令分批编人的新译经；“未人藏经二十七帙”，属于《开元释教录》时已译出、但未编人藏的佛经，是据唐代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的着录编人的；其他经典(如天台、法相、华严宗的一些着作)，也是根据当时的诏令编人的。

关于《辽藏》。《辽藏》是北方的辽代于《开宝藏》之后雕印的第二部刻本《大藏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没有实物资料可供参考，学术界往往只能凭借一些史料上的记载作大致的推断。1974年，山西省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出土了九种十二卷辽刻佛经；989年，河北省丰润县的天宫寺塔，也发现了十种一百二十四卷辽刻佛经。据考证，它们均是早已散佚的《辽藏》的印本。本书作者将这两次文物考古发现的成果，及时吸收人书，并据此提出，《辽藏》有两种版本：一是应县木塔所发现的那种版本。它是卷子装，每卷首尾均有经名、卷帙及千字文帙号，每版纸长50—55厘米，宽30厘米左右；经文四周有单线边框，框高22—24厘米；每版经文27-28行，每行17字左右。《房山石经》辽金刻部分就是依据这种版本刻造的。二是丰润县天宫寺塔所发现的那种版本。它是册装本(又称“蝴蝶装”)，每页(每版版心)均刻有经名、卷帙；每半页有版框，刻经文12行左右，每行30字左右。长期以来，人们都将《嘉兴藏》看作是方册本《大藏经》之祖，但从丰润县天宫寺塔的发现来看，真正开方册本《大藏经》先河的是《辽藏》。

关于《圆觉藏》和《资福藏》。按照学界传统的说法，《圆觉藏》是南宋湖州思溪圆觉禅院(位于浙江湖州)雕印的一部《大藏经》，《资福藏》是南宋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雕印的一部《大藏经》。前者有今存的全藏目录《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二卷为证，后者有今存的全藏目录《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二卷为证。《圆觉藏》收经五百四十八函，《资福藏》收经五百九十九函，两下比较，后者增刻了五十一函经典。本书作者经过考证认为，思溪的圆觉禅院乃是密州观察使王永从和弟弟王永锡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创建的一所寺院，靖康元年(1126)以后开始刻经，这便是《圆觉藏》。圆觉禅院后来改名为“法宝资福禅寺”，继续使用原来的经版印经，并对残损的经版作补雕，从而得名《资福藏》。因此，《圆觉藏》和《资福藏》实是同一副刻板的两种不同的名称，前者是在圆觉禅院时期印刷的本子，后者是在资福禅寺时期印刷的本子，不存在资福禅寺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或嘉熙三年(1239)在《圆觉藏》的基础上重刻《资福藏》之事。至于《资福藏》目录中增列的五十一函经目问题，作者查阅今存的《资福藏》印本、《大正藏》用作校勘的宋本，以及《缘山三大藏总目录》，均未见有此类增补经的存在。由此可见，《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增加的五十一函经目，仅是目录而已，全无经本实物可证。这五十一函经目，很可能是后人于1648年以后，据《日本武州江户东睿山宽永寺一切经新刊印行目录》(又称《宽永寺目录》、《天海藏目录》)增补的。

在对其他《大藏经》版本的研究中，本书提出，元代庆吉祥等《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略称《至元录》)中提到的“弘法人藏录”，是指燕京弘法寺对《金藏》进行增补而言的，不能看作是在《金藏》经版现存的情况下，又重新雕造了一部名为《弘法藏》的《大藏经》；北宋《毗卢藏》，原先一直被人认为是没有“音释”(用反切的方法对难读的字注音)的，而据作者亲目所见(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毗卢藏》复印本)，发现它是有“音释”的，其“音释”基本上来源于北宋《崇宁藏》；明初雕印的《初刻南藏》，以前都被人们称之为《洪武南藏》，认为它是明太祖洪武年间在南京雕印的，而作者则从四川省图书馆收藏的《初刻南藏》的题记中发现，此藏实是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下敕刻印的(据《古尊宿语录》卷八所附的净戒的题记)，应当称之为《建文南藏》……类似这样的独到见解，在书中俯拾皆是。

总的来说，凝聚着作者几十年研究心血、凭借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建构起来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无论是资料的齐全性，还是论述的可靠性，在当代《大藏经》研究领域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其理论高度，也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它的问世，为学术界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60．5万字，李富华、何梅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本文作者陈士强系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