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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纪念弘一大师百十一岁冥诞谈台湾佛教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发布时间:2023-07-21 03:26:12作者:药师网

从纪念弘一大师百十一岁冥诞谈台湾佛教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台湾佛教界近几年来的蓬勃发展,由于有很多媒体不断地报导,所以社会大众对这样的讯息并不陌生。这样的发展,当然和台湾的社会繁荣,息息相关。台湾民众在历经战后的经济重建以及海峡近四十多年来的和平隔离,于是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兴趣,重新塑造出不同于海峡对岸的佛教文化。

  基本上,海峡两岸的佛教面貌,在战后的发展,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活动以来,许多佛教徒亲履斯士,耳闻目见后,可以强烈感受得到的两岸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上的巨大差异。不少台湾佛教徒,基于对大陆佛教处境的同情,常私下捐款、捐书,乃至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来帮助对岸大陆的佛教同道。

  因此,重建大陆佛教这样的使命感,是洋溢在不少到过大陆的台湾佛教徒心中的。

  然而,吊诡的是,在台湾佛教界,近几年来,也逐渐掀起本土佛教缺乏主体性的批判风潮。从座谈会到论文发表,单是今年(1992),迄九月底为止,即达四场和十数篇之多。可见关怀对岸佛教和重建当代台湾佛教文化主体性的努力,是同时并存的!

  在这种双重性文化心态的交会时期,我们来观察台湾佛教界热烈纪念弘一大师(1880-1942)的一百一十一岁冥诞,就显得格外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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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是多才多艺的戒行严谨的一位佛教僧侣,也是最常被台湾佛教界论及的,所谓“民国佛教四大师”之一。其他三位是:改革派的太虚大师(1890-1947)、弘扬净土闻名的印光大师(1862-1940)、禅修闻名的虚云大师(1840-1959);弘一大师则以弘扬戒律着名。

  不过,四大师中,除太虚大师在日据时期到过台湾,一次(1917)外,可以说,皆活跃于大陆,未尝往来本岛。

  实际上,少数在战前和台湾佛教界往来最密切的大陆高僧,是闽南籍的圆瑛大师(1878-1953)。

  圆瑛常有弘法讲词登《南瀛佛教》,和台湾的善慧法师(1881-1945),也情若兄弟。问题在于,上述诸人,或者死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前(太虚、印光、弘一、善慧);或在中共统治初期,担任彼岸的佛教领袖(圆瑛)。因此民国三十八年以后的台湾佛教,虽深受大陆来台僧侣影响,却都属于第二代的传人居多。例如印顺法师是太虚派,白圣法师(1904-1989)是圆瑛派,李炳南居士(1889-1986)则是印光派。至于近一两年以禅修闻名的惟觉法师--国防部陈履安部长

  的禅修指导老师───则是虚云的第三代。

  而近四十年来的台湾佛教,即以白圣的传戒活动、印顺的佛学着述、李炳南等的弘扬净土和星云的“人间佛教”运动(属太虚派的改革思想)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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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已故的佛学家张曼涛,把战后台湾佛教的发展,归诸于“大陆佛教的重建”(相对于战前受日本佛教影响的台湾佛教),是相当正确的说法。

  只是,如考虑台湾在战后长期的戒严体制、中国佛教会垄断传戒的权利、以及台籍僧侣在中国佛教会的核心圈者太少,我们便得承认:战后台湾佛教的发展,是充满了干预和未享有足够的自主性的。

  也因为这样,台湾佛教主体性的意识觉醒,其实是延迟到解严以后。更切当地说,是在开放大陆探亲活动,从两岸的佛教现况对比之后,才清晰地浮现的!

  在此之前,台湾佛教由于经过近四十年大陆佛教重建的洗礼,虽已改变“边陲佛教”的地位,而在心态上,仍是“边陲佛教”的遗留。因此,追慕大陆高僧典范,乃成了台湾佛教界习焉不察的“共识”。

  特别近几年来,每年有“四大师”的诞辰,台湾佛教界都会有庆祝活动,最起码,也会写写文章,报导一番。其中,关于弘一大师的纪念活动,尤其多姿多彩!

  以今年来说,即有叫、“灵鹫山般若文教基金会”于十月十三日晚,在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举办大规模的“弘一大师音乐纪念会”,由国家实验合唱团、姚明丽舞蹈工作室、创世纪诗社、诗的声光工作坊,联合演出。(二)、台北(法光)杂志,预定在十月份,刊出“弘一大师纪念专辑”。(三)、台湾佛教学者陈清香、释昭慧、于凌波三人,赴大陆参加“弘一大师的学术讨论会”。其他的纪念活动,一定还有。可见弘一大师在台湾佛教界的魅力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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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弘一大师这样受欢迎呢?难道说他生平所弘扬的戒律思想,受到台湾佛教界的重视?或者台湾佛教界重视书法、油画、刻印和音乐等艺术?

  其实并非如此。台湾虽然每年传戒,但很少人了解弘一大师的戒律思想是什么?传戒和严格持戒,并不能划等号。而弘一大师生平示范的持戒标准,在台湾佛教界能仿效者,几不曾听闻。同样的,在台湾佛教界,对于弘一大师生平精通的多种艺术,喜欢欣赏的多,努力提倡或从事创作的少。因此,他是名气大、受人尊敬、受人欢迎,却非容易追随的佛教“典范”。

  对台湾佛教界来说,真正属于弘一大师传人的,可谓绝无仅有。他们对弘一大师的喜爱和尊敬,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透过陈慧剑笔下的描写而来。

  陈慧剑撰《弘一大师传》,历时三年,民国五十三年完成。全书约三十八万字,主要依林子青编的《弘一大师年谱》和《弘一大师永怀集》的资料,是属于较早期的。因此,书中的情节和史事,如缺材料时,只得靠想像和议论来填补。其中错误、不足,是难以避免的。虽然如此,直到大陆作家徐星平于1987年出版《弘一大师》的新传记为止,陈慧剑的《弘一大师传》,是文笔最生动和最畅销的。自出版以来,佳评如潮,享誉不衰。除获1970年的“中山文化基金会传记文学奖”外,还增订七次,再版十余次,走台湾罕见的佛教传记畅销书。在台湾,陈慧剑其人,几等于《弘一大师传》的代名词,可见其书风行的程度和对读者的感染力之大!

  此外,刘心皇编写的《弘一大师新传》,虽名气较小,但也再版了五次之多。所以台湾佛教界或非佛教界的人士,有相当多的人,是透过“传记”的描写,来认识弘一大师的!

  却不知道:弘一大师是择友甚严、治学甚勤、持戒甚笃,而不太容易亲近的一位高僧。一般人只了解他的多才多艺和人格高洁,却很少知道他是如何地勤勉和自律,才达到那样的成就。

  弘一的书法作品,流布甚广,获得许多人的喜爱。但他费心安排字间句隔的“布局”工夫,乃至讲究墨色、水质和作品收藏的细微之处,都被许多人忽略了。然而,假如弘一大师的成功值得赞叹和效法,就必须从这些细微之处注意才行。试问:有多少弘一的仰慕者,真能做到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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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佛教界要如何纪念弘一大师,并非我撰此文的重点。我也并不一定排斥类似的纪念活动。

  问题在于台湾佛教界,到底本身对自己的处境有多少认识?除了“钱多”之外,有多少学问或修行特色,可夸耀于世人的?假如每遇外来学者或法师,我必须卑词奉承,缺乏自信,则“殖民地式的信仰心态”将继续存在。如此一来,台湾佛教徒就很难认同本土的佛教文化。而以他人的佛教内涵为崇拜对象的风尚,就无法扭转了。

  因此,关怀台湾佛教、提升台湾佛教和建立台湾佛教文化的主体性,是当前台湾佛教界所应努力的。

  事实上,台湾佛教界,在日据时期并不缺乏优秀的人才,像善慧法师、本圆法师、林德林、高执德、林秋梧、曾景来、李添春等人,都是一时之选。而战后新一代,像叶阿月、杨惠南、蓝吉富等,也绝不比对岸的佛教学者逊色。因此,台湾佛教的末来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发挥本土佛教文化的主体性罢了。

  至于我个人,我以研究台湾佛教文化,特别台湾佛教发展史,作为对乡土文化的回馈与关怀!

  一九九二年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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