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开始，究竟如何开始?《楞严经》讲：“摄心为戒，以戒生定，以定发慧”。如果说“从心开始”是讲“定”，“以戒为师”是讲“戒”，“绍隆佛种”就是讲“慧”。因此可不可以说，“从心开始”，首先要从“以戒为师”开始?细论起来，有如下六条理由：

一是基于时代的基本要求。当前，党和政府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打个比方，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尊重规律，就是“法”；“八荣八耻”就是要去恶为善，就是“戒”；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都要“依法”“守戒”，何况出家求道的佛子僧人呢?

二是基于佛教的根本追求。佛教认为，戒为正法久住之根本，戒为佛法慧命之所依。“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佛教如无戒律之维系，则佛法失坠，僧团失和。而戒定慧三学中，戒学居首，“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由慧趣人解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自净其意”的真谛，首先是从“戒”开始的。

三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佛教历经辉煌，也数遭“法难”、几度衰败，丛林毁于一旦，佛子颠沛流离，经像横遭毁掠，四众无所归依。鉴往知来，社会为何从兴佛而灭佛，寺院为何从兴盛而荒废?固然有政治、经济的外部因素，但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道风不正，戒律废弛，其内部根源正出于佛教自身的腐化与纷争。

四是基于佛教的优良传统。史载法显西行，是为求律；鉴真东渡，乃为弘律；弘一闭关，专修律宗。每当佛法衰微陵替之际，古德先贤都不约而同地大声疾呼“以戒为师”。怀海禅师订立《百丈清规》，宗喀巴大师高树戒律的法幢，都在中国佛教史上传为佳话。

五是基于建设“人间佛教”的要求。从太虚大师到赵朴老，一直到当今两岸四地许多高僧大德，都在孜孜探索、积极思考、大声呼吁、努力践行“人间佛教”。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明确指出：

“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今天的海外佛教人士也积极呼吁，要想今后的中国佛教有稳定性，有组织体，有团结力，必须积极于律制的推行；要想中国的僧团有统一性，有活动力，必须推行律制的教育；要想佛教徒们层层相因，彼此节制，保持身心的清净，必须强调以戒为师。而且，佛教“戒”的要求应该比世俗的规约更高。因为社会的法律法规是来自外在的约束，属于他律；佛教的戒律则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属于自律。戒是要用来规范自己的，而不仅是拿来要求别人的。戒律的精神，在自我发心的清净受持，在于实践菩萨道。

六是基于佛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摄大乘论释》卷十一说：“如来制戒有二种意：一为声闻自度故制戒；二为菩萨自度度他故制戒。”佛教的戒律不仅只消极地禁止做一切恶事，更要积极地行一切善事，也就是要净化自己，利益他人。当然，佛教总是在与社会的调适和适应中前进的。戒律也不会都是一成不变、死搬硬套，有的需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有略有广，有开有遮，有简有繁。在不违反佛教基本教义的前提下，不妨努力去探索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新形式。既要善于总结我们的成功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海外在僧人教育和僧团管理方面的经验。鼓励、支持有利于整理和研究戒律的学术活动，在佛教媒体中普及戒律知识，宣传严持戒律的典型，营造出一种讲究自律的氛围、严持戒律的风气。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东西必须坚持，对于每个僧团或者寺院来说，以坚守“六和敬”为基础，才能保持佛教的清净团结和睦，进而推动实现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普陀山宣言》中所倡导的“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的“新六和”愿景。

纵观历史，凡是盛世佛法兴旺之时，无不是人才会聚，龙象辈出。唐代就有推动中外佛教友好交流的大师，如玄奘、鉴真、义净等；有开宗立派、繁荣思想的大师，如智者、法藏、慧能等；有因应时代、进行佛教制度建设的大师，如道宣、怀海等；有在科学、文学、艺术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大师，如一行、怀素等。借用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的话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今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已经向着中华民族走来，看到在各个领域里大师级人物正陆续涌现。同样，在佛教领域，时代也呼唤僧才，呼唤大师，要有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持戒上是楷模、品德上能服众的僧才不断涌现。

“以戒为师”是佛教长久住世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是佛教为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佛教人才辈出、僧众团结共事的依托和保障。强调重新举起“以戒为师”的旗帜，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出了什么大问题，但也需要防微杜渐，见微知著。“响鼓也用重槌敲”，是为了呼唤中国佛教一个超越历史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信息来源：摘自《中国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