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晋代的峨眉山佛教，因东晋名僧惠持和尚创立普贤寺（今万年寺）而走向了普贤信仰的道路，特别是中唐“华严四祖”澄观和尚（738—839年）“巡礼峨眉”，作《华严经疏钞》将其视作“普贤境界”，使峨眉山普贤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了明代，更是由于帝王的极力扶持和峨眉山僧众的不懈努力，峨眉山最终成为了中国朝拜普贤菩萨的胜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并拥有“秀甲天下”的美誉和“神州第一山”的赞誉。

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曾出家为僧，并且亲自参加了元末农民战争，深知宗教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所以登上帝位后采取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峨眉山佛教在北宋时经帝王的扶持，发展成了继五台山之后的中国佛教中心—普贤道场。南宋末至元，四川长期处于战乱动荡之中，峨眉山佛教的发展停滞不前。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因“峨眉乃普贤应化之地，久乏唱导之师”，敕遣南京天界寺僧宝昙和尚（1334—1393年）前往峨眉山住锡。宝昙“居八年，蜀人咸被其化。时诸藩邸王侯士庶，施者日至。乃于绝顶光相寺，范铜铸大士像，构重板屋，以覆志。”（《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示应传）朱元璋特赐御诗二首以示褒扬，其中一首为：“山中静阅岁华深，举世何人识此心。不独峨眉幻银色，从教大地变黄金。”

宝昙圆寂后，朱元璋“遣官谕祭，饭僧三千员，荼毗会者以万计。”（《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示应传）曾经与朱元璋一同在濠州龙兴寺出家的广济禅师，在朱元璋登上帝位后，因避诏见而隐峨眉山牛心寺。蜀藩王朱椿赠诗赞扬：“高僧飞锡去人间，弘誓何年不出山。有地尽成银色界，无心常似白云闲。”

明神宗时，因峨眉山僧别传建寺造林之功，诏其入京，赐以紫衣、金牌、经书及幡幢法物，并赐号“洪济禅师”；又因山僧福登募造金殿之功德，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赐号“真正佛子”，当其圆寂后又赐金建，并敕令“凡登未完之功，悉令完之。”

明代帝王们除对峨眉山僧进行褒扬之外，还不断地敕赐佛经、寺额、法物和外国贡物给峨眉山寺庙和僧人。明宪宗成化二年（1465年）赐灵岩寺“会福寺”额；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赐圆觉庵“护国草庵寺”额，万历三十年（1602年）赐普贤寺“圣寿万年寺”额。据《峨眉山志》记载，明英宗在天顺四年（1460年）赐给峨眉山灵岩禅寺一部《大藏经》，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七年、四十年、四十二年先后赐给白水寺、慈延寺、永明华藏寺各一部《大藏经》，此外，明神宗于万历赐给别传禅师《华严经》24部，慈圣皇太后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赐给圆觉庵乌思藏经银书写的西域经三本。万历十九年（1591年），大佛禅院落成后，明神宗赐给五大典十二部，慈圣皇太后则赐给《华严经》、《法华经》各一部及金贝叶经一函。在海会堂有明神宗敕赐的金绣千佛袈裟、紫衣及丁云鹏所画八十八祖像。在护国草庵寺中“慈圣皇太后赐有珍珠伞，御书佛号金绣长幡，并九层沉香塔，高丈许，覆以层楼，雕镂金彩，工极天然。”（清谭钟岳《峨山图说》）

明代帝王还不断赐金修建峨眉山佛寺。位于绝顶的普光殿，在成化二年（1466年）毁于火。寺僧了鉴求募于蜀藩王朱怀园，王“因悯古佛道场不可费毁，捐资命工重为修建。越三年己丑（1469年）而工毕，峻杰弘丽，于旧尤加。”（朱怀园《重修普光殿记》）又如毁于嘉靖年间的普贤寺，万历间奉慈圣皇太后诏新建，“遣中贵二，鼎新一创之，尽革其故。”万历三十年（1602年）完工，“上差中使立碑，御书题其额曰‘圣寿万年寺’，盖为慈圣祝禧之意。”（袁子让《游大峨山记》）这就是保存到今天的万年寺无梁砖殿。再如峰顶渗金铜殿的建造，缘起于妙峰禅师礼峨眉山铁瓦殿，发愿“铸三大士渗金像，而以铜殿供之”，“遂杖锡谒潞安沈王，王出万金……中使衔命，宣慈旨，赐尚方金钱”，铜殿于万历癸卯（1603年）秋建成，“王额其寺曰‘永明华藏寺’。”（王毓宗《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以后妙峰禅师又募造铜殿二座，分别送往五台山、宝华山。

在帝王们的大力倡导和不断赐金建寺的带动下，峨眉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寺高潮。洪武永乐间，继宝昙重建峰顶铁瓦殿、广济修建清音阁后，僧弘义、圆道相继重建光林寺（后复旧名灵岩寺）；僧广圆重修华严寺并掘得宋“华严堠”碑；僧惠光再建普贤寺并到江西景德镇募造“卢舍那”瓷佛回山供奉（现今保存于慈佛寺）。宣德天顺间，珏禅师开建普贤寺圆寂殿，僧楚山开建千佛禅院（今洪椿坪），后由僧锐峰续建二十余年始成。成化正德间，继蜀王朱怀园捐资重建普光殿后，僧本印历时十载扩建灵岩寺，使其殿宇多达四十八重，接着有僧法堂重建大乘寺，僧宗宝重建永明万寿禅林。

嘉靖年间，虽然明世宗崇道抑佛，峨眉山的佛寺建设却因为别传等高僧的不懈努力而得到发展。《别传禅师塔铭》记载了别传禅师的功绩：“乙巳岁（1545年）于双飞桥饭僧，结十方净缘……饰新（铁瓦殿）旧宇，创建新殿，瓦以铜者一，前为板殿七，后为板屋五，环以廊庑。铸普贤铜像一，铜佛六十五，咸奉之峨顶。又于白水建伽蓝殿一，铸铜佛大像三，费数千金。先后铸铜钟三，一置白水、永寿，一置老宝楼。楼钟最巨，重以斤计二万五千。丙寅（1566年）辟双飞桥路，阔一丈，长二里许。隆庆丁卯（1567年），植松柏杉楠十万八千株，荫覆岩岫。”

今天我们见到的万年寺明代三身铜佛、报国寺凤凰堡上的圣积寺铜钟以及白龙洞“古德林”，就是别传禅师的千秋之功。嘉靖间，还有僧大智开建净土庵，僧德统开建卓锡庵，僧性天开建大峨寺，僧无瑕创建雷音寺。

万历时，峨眉山佛寺建设达到高潮。明神宗即位后，奉行其父明穆宗崇奉佛教的政策，其母慈圣皇太后更是礼佛甚勤。《明史》记载：慈圣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鉅万，帝亦助施无算”。相传慈圣皇太后曾经到峨眉山向普贤菩萨祈嗣。第二年，她身边的一个宫女便为明神宗生下了太子朱常洛。于是明神宗和慈圣皇太后对峨眉山佛教恩宠有加，极力扶持，除赐金修建大佛寺、圣寿万年寺、永明华藏寺之外，敕赐寺额、佛经、法物和外国供物给峨眉山寺庙和僧人，也是明代其他帝王不可比的。而峨眉山僧人为感谢圣恩浩荡，特地修建慈圣庵供奉慈圣皇太后圣像，修建万行庵（今太子坪）供奉太子朱常洛像。万历间，峨眉山兴建的寺宇还有通天大师开建护国草庵寺，无穷大师创建大佛寺，僧大用开建新开寺，僧道德开建降龙院，僧德佑重建保宁寺，僧月公开建龙门院，以及四川巡抚赫嬴开建纯阳殿（奉祀吕洞宾，清初改为佛寺），阳光道人建会宗堂（今报国寺前身）等等。据胡世安《登峨山道里记》记载，明末峨眉山佛寺已达八十余座，较南宋范成大《峨眉山行记》中记载的寺庙数量增长一倍有余，达到空前的规模

峨眉山在明代演变成为国中朝拜普贤的胜地，还表现在这一时期峨眉山高僧辈出方面。继明初宝昙和尚和广济禅师住锡峨眉山，倡导佛学大行，峨眉山高僧辈出。除前面提及的明神宗赐号“洪济禅师”的别传，赐号“真正佛子”的妙峰之外，以通天大师和其弟子无穷大师最为显著。

通天大师（1525—1601年），陕西同州（今大荔）潘氏子，十四岁即“送至五台九龙冈礼翠峰和尚为师……隆庆戊辰（1568年），从滇南入蜀，礼普贤大士”，“至千佛顶前，卜隙地栖焉。吊影孤单，宴坐终日，老熊为伴，烟雾为邻。万历癸酉（1573年）就天门石下，构一海会禅林以安众”。“后道日增新，等心利物，海内英贤，参叩不绝”。明神宗于“万历丁亥（1587年）赐紫衣袈裟及龙藏一部，复遣太监本张公，持送帑金，庄严经阁，以铁为瓦，敕赐额曰‘护国草庵寺’。”时建“梵刹凡八：草庵寺之外，有大佛寺、慈圣庵、回龙寺、莲花庵、十方院、太子坪、法会庵、师之余荫也。”（王在公《通天大师塔铭》）

无穷大师（1536—1603年），重庆铜梁县田氏子，万历癸酉来峨眉山礼通天和尚，祝发受具。“有广元王捐金造渗金大士三尊，奉师供养。师复于楚蜀二地，募造大悲千手观音一尊，法身高三丈余，载至峨眉。”万历辛卯（1591年）“奏请慈宫，出帑金若干两，敕建大佛寺及大悲正殿，前三门，进五层，巨栋雕梁，为宇内之壮观。后建藏经阁，以贮大藏及水陆圣像一堂，规模严饰。又于万年寺侧，创建慈圣庵一所，楼高五级，接待云水，以作光相寺之化城也。”明神宗“前后钦赐五大典一十二部，百吉幡二幢，圣母亲持《华严经》一部、《法华经》一部、皆宫锦装成，非人间所有。”无穷在京师圆寂后，“朝廷差内使姜公、苏公、发送灵骨回山，瘗于钵盂山文麓。”（王在公《无穷大师塔铭》）

明代峨眉山游山道路的改善，为八方僧人信士来朝提供了便利条件。南宋时，万年寺以上山道十分艰险。范成大《峨眉山行记》写到：“又无复磴蹊，斫木作长梯，钉岩壁，缘之以上。意天下登山险峻，无此比者。”到了明代，因“峨眉之山，四方缁白朝礼者无需日，乃其盘道，曲折险峭，登陟艰难”，很有修改的必要。傅光宅《峨山修改盘路记》详细记述了明万历年间由中贵王礼（号觉岩居士）主持的一次大规模改建山道的经过：“有觉岩居士者，登此山，遂发弘愿。岁在壬寅，遇制府司马王公，司礼太监丘公，皆乘夙愿，庄严此山。始携资鸠工，鮂幽深，穷高远，而得其捷径宽衍处，修治之。起自伏虎寺，而至凉风桥，解脱坡，次至华严寺前，建坊表之。至五十三步，次至中峰前，再建坊表之。三望坡，建凉亭，为憩息所。次至白水寺，绕弓背山上顶。重修虎渡桥，次至黑水寺，至麻子坝，蕨坪，建公馆。上至雷洞坪，合旧路。至八十四盘，至大欢喜。”

这次改建山道“始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年）秋，竣于癸卯（1603年）冬。”从此“自峨眉县城，至绝顶，俱无险峻艰难之苦”，天险之道变通途，便利于游人达到“普贤示现”之绝顶。同时，因千佛禅院的开建而有由清音阁经牛心寺至洪椿坪道路的修建，因仙峰寺的建造而有由九岭岗至九老洞道路的建成，进而有九老洞至洪椿坪坡道的修筑。于是，中山区形成了一条由清音阁经牛心寺、洪椿坪、九老洞，合于九岭岗的新的登山道路。

在明代朝拜名山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四方信士礼敬普贤者，亦莫不指归峨眉。”当时，入礼峨眉的中外僧人，可谓是史不绝书。国内的如别传禅师初为云梦僧人，通天大师原为五台山僧，妙峰为山西平阳人，初戒中条山，无穷原籍重庆铜梁县。国外的如洪武年间日本德始禅师来礼峨眉，嘉靖年间斯里兰卡僧人礼峨眉留赠“佛牙”，万历年间印度梵僧朝峨眉赠给慈圣庵贝叶经一函。至今，“佛牙”及贝叶经仍供奉在万年寺，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有些国外僧人甚至在峨眉山结庐修行。胡世安《登峨山道里记》云，在伏虎寺“左有西域和尚静室，其和尚年九十七，康健甚，言西域事颇悉。”正如《通天大师塔铭》所言：“常聚禅侣千百余，法道大盛。五竺梵僧，闻风踵至。”

至于普通僧人礼敬峨眉，可从万年寺“居僧常至数百”及灵岩寺殿宇多达四十八重，略见一斑。而一般信众朝礼峨眉，可从峰顶卧云庵下有“足饮千人”的半月池（即井络泉）间接获知。总之，“禅者、讲者、诵习者、精戒律而苦行者，咸于此山发大誓愿，成大因缘。”

“山水立胜，以人益彰。非游无以得其真，非文无以成其趣。”朝礼峨眉山的八方信众中，有不少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他们在游览后，写下了许多的诗词歌赋、碑文游记。单从《乐山历代诗集》卷67至卷74中所辑录的明人峨眉山诗，就达93人258首之多。再如陈文灿、范涞、毛起、王士性、袁子让、曹学佺、尹伸、胡世安等明人游记，对宣传峨眉山的秀美风光和传承峨眉山的历史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全面记载峨眉山历史文化的“山志”，更是不可多得。明以前仅有北宋张开《峨眉志》，到了明代，先有嘉靖年间张庭撰写《岷峨志》，继有万历年间袁子让撰写的《嘉州二山志》，后有崇祯年间喻广文撰写的《峨眉山志》十卷和胡世安撰写的《译峨籁》。

经过明代帝王们的大力扶持，峨眉山佛寺建设的规模前所未有。据胡世安《登峨山道里记》记载，明代峨眉山佛寺已达八十余座。大小寺庙“莫不崇奉普贤菩萨，四方信士礼敬普贤者，亦莫不指归峨眉”。傅光宅《峨眉山普贤金殿碑》云：“峨眉者，山之领袖。山起脉自昆仑，度葱岭而来也。结为峨眉，而后分为五岳。”袁子让《二山图记》更进一步讲到：“神州有三大道场，为震旦佛国：一曰峨眉，二曰五台，三曰補陀，则峨眉又神州第一山也！”明代的峨眉山不光以“秀甲天下”的自然优势条件，更以佛教的兴盛盖过了五台、普陀，位居神州第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