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因果报应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曾国藩) 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 的几位子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 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 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 文正公曾经对僚属( 同事下级) 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 诸葛亮) 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过得幸福，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儿子们曾经请求他在京里购买一所花园宅第，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文正公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思想，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积福给子孙，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 成吉思汗) 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百姓。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致于引发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才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林则徐)，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大富翁( 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祖安先生( 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 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所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着这些古董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在我见了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花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富豪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这一毛，他们却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就能救几万个穷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上千万利息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带了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一片“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着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地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放着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小孩，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的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地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还情有可恕，至于信佛的人，应当勉力改之。总要大家发起真慈悲心，救济一切苦难同胞，以念佛修慧为正行，以力行种种善事、救人修福为助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将上文结束，条例如下：

　　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 此文写于1942-1943 年间) 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

　　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四、官极大，发财的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

　　五、上文举几个实例，有的三千万，四千万，及几万万的几家，忽然一旦全空，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

　　六、大富者，只顾自己阔绰享用，积钱留与子孙后代，见有饥荒，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无异犯杀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业报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烧香念经，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财济众，仍是不会与佛法相应。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只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只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拨，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