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台湾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

　　王孺童

　　刚刚还沉痛于吴立民大阿阇梨圆寂的忧思中,今日又从宝岛台湾传来噩耗:2009年2月3日下午4时,台湾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因病医治无效,在台湾圆寂,享年80岁。

　　圣严法师是一位学者型的高僧,其在佛学及诸多领域,颇多造诣,着作等身。圣严法师特别重视佛学研究,大力支持促进祖国大陆与台湾佛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与圣严法师的几次直接交往,也是基于各种两岸佛学研讨会之机缘。

　　圣严法师一生经历展转传奇,回顾其一生化仪,是对法师最好之追思。

　　圣严法师(1930—2009),俗名张保康,江苏南通人。十三岁在故居的狼山广教禅寺出家,1949年到台湾,服役十年后,于东初老人座下再度剃度。1969年赴日本东京立正大学深造,在六年后,他完成了文学硕士及博士的学位。1985年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1989年创办法鼓山。2006年,担任“你可以不必自杀网”代言人,劝告有意自杀的人:“多想两分钟,你可以不必自杀,还有许多的活路可走。”

　　一、童年

　　圣严法师,1930年农历12月初四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狼山前的小娘港,俗家姓张。其祖父张希凡、祖母蒋氏,父亲张选才、母亲陈氏。据其父母所述,此张氏家族原居于长江出口崇明岛脚盆圩,因大水而迁至南通狼山前,而且大都居于南通和海门一带,1931年以后,则除了部分住在海门县之外,大多数则迁居至常熟县常阴沙。法师俗家中有六个兄弟姊妹,其排行最么,为其母张氏于四十二岁时产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姊姊。

　　二、少年

　　1943年夏,法师虚龄十四,一位姓戴的邻居自江北狼山游历而来,闻说狼山广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找沙弥,一方面出于被动,另一方面却又出于自愿地将生辰八字交予此为戴居士送上狼山请示,是年秋,便亦由戴居士带上狼山出家。

　　江苏省境内长江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连云港的云台山,仅在南通市南郊约九公里处,有五座山头临着长江。由右至左分别为:黄泥山、马鞍山、狼山居中、剑山及军山。五山之中,则以狼山灵峰独秀,被古来兵家视为天然的江防要塞,亦为苏北民众进香的佛教胜地。

　　圣严法师在狼山仅居住至1944年10月间,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后再回到狼山,直到1946年春天,复又离开至上海,自此便没再回到南通了。而最后将要离开之时,狼山已被当时抗日的国军连番驻防,狼山已不复见昔日的香火鼎盛了。

　　圣严法师的佛法学识根基,则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后,除了世代的长辈适时督导之外,另有一位教导《禅门日诵》的法师,以及一位教导四书五经的还俗居士传授学识与涵养。之后,到了上海的大圣寺,每天为施主家里增福延寿及超荐亡灵而诵经、拜忏、放焰口之外,再无余力读书。法师为了读书,于1947年春,便离开了上海大圣寺,到同样位于上海的静安寺佛学院,当一名插班的学僧。

　　静安寺佛学院课程大概是中学到大学的程度,英文和数学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国文是高中程度,佛学则是教《大乘起信论》、《梵网菩萨戒经》、《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八识规矩颂》等。

　　法师在静安寺一连住了五个学期,直到1949年入伍从戎为止。

　　三、军旅

　　圣严法师在其所着之自传《学思历程》一书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选择加入军旅从戎,而最后又选择了通信连,其主要原因则如在书中所述:

　　“当时的社会和国家的局面,除了有钱自备机票和船票离开大陆,只有进入军队是通往台湾最容易的路。我既无信徒,也没有积蓄,更不能得到师长的同意和资助,所以考虑再三,只有选择从军的路。而招兵站的军官说明了,只要人数招齐了,马上开船送往台湾,接受新军的训练;见到我们几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战场去冲锋陷阵,所以建议我们做军中的后勤工作。”

　　圣严法师从军时照片在军队生活中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由于法师在军队里主动地声明了:“原来我是和尚,还来还要作和尚!”所以虽然在军队里的生活固然困苦,但依然在每逢假日之时,能够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间。是年,5月19日在上海外滩码头上船前往台湾。经过两天的航程,在台湾高雄上岸。其后,经一夜的移动则在新竹驻扎下来。随着部队几经移防、驻扎,于1950年6月以上士报务员的阶级,分发到台北县金山乡的海边339师1016团团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门、小基隆沿海一带住了两年多。之后随着部队的整编以及升迁考试,到了高雄县凤山镇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任准尉军官,那时是1954年6月。

　　在这段时间里,陆陆续续地在《学僧天地》、《雄狮》、《当代青年》……等期刊发表文章。1953年报名参加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选读小说班,当时的老师有谢冰莹、沈樱、赵有培等六七位当代着名的文艺作家。而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仅余被刊于《文坛》杂志的《母亲》和《父亲》两个短篇,之收录于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的《佛教文化与文学》。由于文笔锋健在1956年秋天调到国防部,也开始了大量阅读与发表文章的时光。在这段时间内,接触了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也对于佛教的问题陆陆续续地写了许多文章,并成为了日后对于佛学、佛教的主要理念。

　　四、出家

　　从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这一段军旅生涯超过了法师少年和尚的年数,但在其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家的和尚。这一次出家,是依止镫朗东初老人(西元1907年—1977年)为剃度师,所给的法派字号为“慧空圣严”。东初老人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也曾经担任江苏省镇江名刹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亦是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传人,老人同时也在临济宗下常州天宁寺参学,亦在临济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传承曹洞宗与临济宗两支法门。圣严法师除了从东初老人得到两系的传承之外,在1978年12月5日承临济宗法脉的灵源和尚将法脉赐给圣严法师,其法脉字号为“知刚惟柔”,并给了一份法脉传承谱《星灯集》,使其与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下法脉有了传承关系,并同时成为临济义玄之下第五十七代传人。

　　东初老人为承继太虚大师遗志鼓吹“人间佛教”的建立,故与几位佛教青年合办了《人生》月刊,当法师投到东初老人座下时,正当《人生》的主编提出请辞的要求,故法师于是从投稿者而成为主编,前后一共为它服务了两年。1961年农历8月,法师于基隆八堵的海会寺,依道源能信长老(西元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沙弥、比丘、菩萨的三坛护国千佛大戒,而被选为沙弥首。

　　五、戒律

　　1961年秋天,受了三坛大戒之后,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待了一个星期不到,便向东初老人辞行,也同时请辞《人生》月刊的编务。然后法师一人来到高雄县美浓镇广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经、戒律。这段时间内修读了有关戒律学的《四阿含经》,即是指:《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奠定了日后戒律学的基础。这段时期内,法师在《佛教文化与文学》发表了有关戒律学的文章:1961年6月发表《优婆塞戒经读后—如何成为理想的在家菩萨》;1962年3月发表《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读后》,在本篇中对于菩萨戒有如下的看法:“《璎珞经》中说,有戒可犯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胜过无戒而不犯;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业虽重,并要遭报,但其必将由于他曾受过菩萨戒,而可决定得度成为真实的菩萨,乃至证得无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加弟子们,均能发最上心,求受菩萨戒。”

　　之后,写成了十九万字的《戒律学纲要》,交给星云法师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书分七章依序为:《绪论》、《皈依三宝》、《五戒十善》、《八关戒斋》、《沙弥十戒与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纲要》、《菩萨戒纲要》,目前已成为国内外两岸三地之间着名的戒律学教材。南京金陵刻经处,也将这本书翻印流通。

　　六、宗教论战与着述

　　面对佛教环境被教内外所污染和误解,圣严法师感念于环境的隳坏与教义之不彰,遂起而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个阶段的早期,主要由煮云法师在公园里公开演讲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但随着煮云法师的身体状况不佳,也停止应战了。同时,另有一位长老印顺法师,本是基督徒出身,经过三十年的学佛之后,竟有人上门寻他挑战、向他传教,印顺长老遂有感写下两篇长文:《上帝爱世人》及《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之后又因为有位杜而未神父将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又引发了一篇《东方净土发微》。

　　煮云和尚在台南公园所讲的“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后由李至刚居士记录成书,在1950年代蔚为佛教潮流。之后,有位在《基督教生命双月刊》当主笔的基督徒吴恩溥先生针对煮云法师的言论着作了一本《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内容多有攻讦之词,而这本《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辗转到了法师的手上,经读后,法师认为其中有许多偏颇的论调,遂而利用十天的时间,为文写下了《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一书,以疏解其中偏颇的言论。

　　之后,陆陆续续于1959年写下一篇《关于胡适思想的宗教信仰》,指陈胡适先生的宗教观;写《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返正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国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风》杂志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混淆,随后又再次发表一篇《再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正视听。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间,陆陆续续写成了几篇文章,分别交给《海潮音》、《觉世》、《香港佛教》等佛教杂志刊出,1967年后则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集结成册出版,书名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由于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阵挑战,才使我对基督教发生了研究的兴趣,结果使我写成了一本书,所以本书的功臣,应该是攻击佛教的基督徒。我为写作本书,特别精读了五十多种有关的中西着作。我的态度,是以西方学者的见解,介绍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统的素材,说明基督教内容的真貌,同时也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若干重要问题,做了客观和理性的疏导。我不想宣传基督教,也无意攻击基督教,只是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研究,用历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本书的出现,获得了宗教界正反两极的反应,而对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者,更是极力地加以攻讦。此后关于宗教的专着论述先后出版:1968年出版《比较宗教学》、1969年8月写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册,此二书目前仍为华文地区佛教教育课程所习用的教本。

　　七、留学

　　1969年3月14日圣严法师在没有任何支援之下,离开台北前往东京。初到东京,便向位于品川区的立正大学佛教学部办理入学登记。当时,法师已经年届三十又九了。

　　1971年圣严法师确定了其硕士论文:“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论文内容共分三章:一、大乘止观法门的组织及其内容,2.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及其作者,3.大乘止观法门的基本思想。论文完成后,请了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先生以及牛场真玄先生加以润饰,并抄寄一份回台湾给《海朝音》杂志发表。1971年10月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并于1979年由东初出版社出版。

　　1973年立正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牛场真玄先生,将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送到立正大学,并代为申请博士学位。由于圣严法师当时与牛场真玄先生往来密切,于是便代行其劳。是年,便让印顺法师的专着通过博士申请,也促成了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诞生。为此,圣严法师则为文记述之—《划时代的博士比丘》。

　　圣严法师于硕士毕业之后,选择了藕益大师做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其原因如书中所述:1.藕益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学者,实际上亦是一位实践家。所谓行解相应,正是佛法的标准原则。2.大家都认为藕益大师是中国天台宗最后一位大成就者。我对天台宗所倡导的教观并重、止观双运非常向往。因为这是教理和禅观的相辅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种精神。3.我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曾向指导教授坂本幸男请教,他说:本来他想写,现在老了,所以曾经鼓励另外一位中国留学生写,但仍然没有消息,现在如果我能够写,那自是在好不过了!

　　于是,在1972年便开始着手进行论文资料的收集。但是,在1973年指导教授坂本教授去世,论文指导教授则由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承接为正副指导教授。论文的第一章写的是藕益智旭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则是写智旭的生涯,第三章是写智旭的信仰与实践,第四章则是写智旭的着作,第五章则是讨论智旭思想之形成与开展。1975年元月法师提出博士论文,经过立正大学严格的审查之后,顺利地于是年2月12日通过。同年3月17日上午获颁授“学位记”(即是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而论文的正式出版则是直到当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

　　八、游历

　　在法师出版论文的阶段,应邀回台参加了“第四届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在会议中提出了三个问题:

　　1.宗教教育应纳入大学的教育系统。

　　2.社会教育应注意风化区的整顿和黑社会的疏导。

　　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当并行发展。

　　虽然会议上并无达成任何的具体成效,但是在当时的佛教界,对于僧中出了一个博士,反应毕竟是充满两极化的。再加上法师认为在那个阶段能够做的不多,因此在会期结束返回东京之后,便应美国的沈家桢居士之邀,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国弘法讲学了。

　　沈家桢居士在美国组了个“美国佛教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经由该会出面安排,将法师安排至该会所属的纽约市布朗士区大觉寺。法师在大觉寺居住前后不到两年,然而由于西方人重实际,因此佛教佛学的推广则着重于修密持咒、学禅打坐上。直到现在,西方人在接触佛教和修学佛法上,还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禅为其主流。

　　1977年12月,圣严法师的剃度师东初老人在台湾圆寂,法师在接获消息之后,立刻回国料理后事,并奉其遗命承继道场,成了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负责人,此后,便在美国和台湾两地奔波、东西兼顾。之后,法师在纽约成立了禅中心,为了授课需要而编了一本《禅的体验》,并陆续发行了两种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 Magazine》(《禅杂志》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禅通讯》月刊),至1992年底为止《禅杂志》已经发行了58期、《禅通讯》亦发行了96期。自1978年开始,在台湾北投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及农禅寺,举行大专青年学生及一般社会人士的禅修活动,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关于禅的着作七种,包括《禅的生活》、《拈花微笑》、《禅与悟》等,因此在国内外许多人都把圣严法师当成了禅师。

　　九、大事记

　　1930年,生于江苏,名“保康”;

　　1943年,年14岁,于南通狼山广教寺出家,法名“常进”;

　　1949年,入伍通信连,由上海登艇来台;

　　1959年,结束十年军旅,于东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

　　1961年,于高雄美浓朝元寺闭关六年,解行并进,深入经藏;

　　1969年,留学日本立正大学,六年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1976年,抵美国,开设周日静坐班,隔年首次举办禅七;

　　1977年,因东初老人圆寂返台,继承中华佛教文化馆、农禅寺;

　　1981年,担任文化大学、政治大学研究所教授;

　　1985年,于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

　　1989年,创设法鼓山;

　　1990年,召开第一届国际学术会议;

　　1993年,提出“心灵环保”,为法鼓山核心理念;

　　1994年,提出“礼仪环保”;

　　1997年,出席第十一届国际宗教领袖和平会议,访问梵谛冈,晤见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

　　1998年,获《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在纽约与达赖喇嘛进行“汉藏佛教世纪大对谈”;

　　1999年,“提出心五四运动——廿一世纪生活主张”、领导法鼓山投入921地震救灾工作,积极展开“灾后人心重建运动”;

　　2000年,汉传佛教唯一代表参加“千禧年世界宗教与心灵领袖和平高峰会”、获二十届行政院文化奖、于美国象冈道场举办“默照禅四十九”;

　　2001年,于台北县金山乡法鼓山园区举办“默照禅四十九”;

　　2002年,出席在纽约举行之“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唯一受邀的佛教领袖、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之“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理事会”、以《天台心钥——教观纲宗贯注》一书获中山学术着作奖;

　　2003年,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应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之邀,出席日本京都“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第一次筹备会议,膺获第二届总统文化奖;

　　2004年,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分别与台湾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主持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动土典礼;出席在曼谷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与“亚太青年和平高峰会”;出席在约旦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担任总召集人,举办“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台北论坛”;

　　2005年,出席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世界银行“信仰暨发展会议”;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分别与台湾成功大学、南京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于中国北京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进行专题演讲;获颁泰国朱拉隆功僧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创设之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落成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