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就要负起辩护的责任

　　释昭慧

　　吕凯文教授回应拙作的〈人间佛陀之教的方向〉(《法光》第一八三期第四版,以下简称“向文”),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声称其于一八一期的大作(简称“观文”),只是“略述与初步评论”观净比丘书(简称“新诠”)的“书评”而已。然而“观文”少说也有一万三千字以上,全篇不但未见一句对“新诠”的“评论”,反而洋溢着热情崇拜的口吻,将“新诠”高推到了极端离谱的地步;即使是本篇“向文”,依然充斥着这类夸大“新诠”份量的语言。因此吕教授理应站稳脚根,为自己高度推崇“新诠”的说法,负起辩解的责任,断无临场退却,将辩解责任推给原作者的道理。否则将是对自己的言论,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

　　“向文”辩称,笔者应将僧团中亲问犯行的程序,用于学术评论,但笔者早已严格划定:拙着“示范”,纯是针对“观文”所述“新诠”内容(而非观净比丘全书),而发为六点质疑。因此“向文”对笔者的要求,不啻是先行自承“观文”业已“扩大而不当”地扭曲了“新诠”的原意,所以才导致笔者无法按图索骥,正确理解观净比丘著作之内容。

　　然而若依“观文”通篇以观,“新诠”的矛头,既是对准“导师”与“中国传统佛教”,吕又声称其足以“解构”印公思想之“稳定性”,“向文”更露骨指出,那是将“南传佛教”当作“良好对照组”。试问:吕教授竟还敢声称那不叫做“强烈价值判断”吗?连菩萨圣位都必须依原始经律(而不依大乘法义)来作考察,否则就不足以“释怀”、“安心”,这样竟还敢声称不是“大乘非佛说论”吗?何必闪烁其词,玩弄“伪装中立”的文字游戏呢?

　　至于针对“接着说”、“以偏概全”、“典范转移”之三言,“向文”更是强词夺理到了极点:

　　一、“接着讲”有新儒家的使用典故,它的对照词是“照着讲”。江灿腾教授在佛教中,是第一个转用该一词汇的学者;他使用时,可严谨兼顾了出处的原意。“观文”显然完全不知出处,所以才会张飞打岳飞,“接”到离了谱。

　　“向文”虽勉强辩称,“接着讲”是指“研究课题接轨”与“国际学术接轨”,然而与印公导师“研究课题接轨”者多矣,岂必构成“接着讲”的资格?此语若可通,连陈水扁讲“四不一没有”,也可说是依江泽民的“江八点”而“接着讲”,何以故?“统独”课题有“接轨”故!依此逻辑,麦克风接到谁的手里,谁就叫作“接着讲”!

　　至于“国际学术接轨”的说词,则更属膨胀至极。好像印顺学是要仰仗观净“新诠”,才能“跨越地方教区,从区域化提升到世界化”似的,而完全无视于印顺学早已有中、英、美、德、日各国际学者,在作“跨越地方教区,从区域化提升到世界化”之研究。更且,“新诠”作者本身从未使用国际通用语言,来撰著出任何国际瞩目的论文,其“新诠”被笔者所批判的部分,吕教授也完全无能力给予回应,竟然继续将“新诠”吹捧为“新方法、新论题、新资料、新视野”、“新展望”乃至“与国际视野接轨”的旷世著作,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二、在“以偏概全”与“过度推论”方面,吕教授称“新诠”不是“全部否定”印公思想,而只是“稳定性之拆解”,这又是在操弄文字游戏。试问:自认为已“松动与解构”了印公思想的一部分(虽然依然是自我膨胀),然后声称已然“典范转移”,这种捧“观净”而打“印顺”的手法,不是“全部否定”、“以偏概全”与“过度推论”又是什么?

　　菩萨道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建立在慧解脱阿罗汉或“法住智”的圣教量之上,“向文”大大夸张此一议题的重要性,证明他于大乘法义,实在是外行到了极点。而笔者撰一万多字以答此一小小议题,吕连内容都没看过,竟然就声称那是对该议题的“沉思与犹豫”,这简直是想像力太丰富了!退一万步言,即使有研学印公思想之一、二后学者,因学力不足,而对此一不重要的小小议题有所“沉思与犹豫”,又何足以“拆解”印公思想(缘起、性空、中道义)的稳定性,而达到“典范转移”的效果?

　　三、在“典范转移”方面,“向文”长篇累牍的说明,都与笔者的质疑风马牛不相及。他辩称“典范转移的问题一直存在”,老实说,“典范转移”当然存在,笔者也从未说它不存在,反而直指大乘佛教运动,就是一种“典范转移”。但凭观净比丘一部书,捏捏弄弄于一、二小小议题,就夹缠不清,这种“新方法”,连用来抉择声闻异说或南传异说,功力都尚且不足,更遑论是面对大乘教法!吕竟说它是“典范危机”的“转机”,甚至引观净“有助引导大东亚文化圈和平迎向世界”之言以隐指其为“转机”,这就不免令人发噱了!

　　“向文”之末,端出了“胜利增怨憎,败者增苦恼”的佛陀教示,很好!请观净比丘与吕教授牢记此颂,切勿轻启战端!否则“修理人者,人恒修理之”,到了被修理时,才端出这记免战牌,已经时不我予了!

　　刊于九十四年元月第一八四期《法光杂志》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