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

　　巨赞

　　“有了革命的理论,才有革命的行动”,这在目前,是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了。那么理论错误了,当然就会招致行动的谬妄。所以新佛教运动,尤贵有中心思想。

　　近来有许多朋友常常问我,佛教究竟是什么?简单的回答,可以说“佛教是穷理尽性之学”。穷理是穷宇宙生灭之理,尽性是尽人与万物之性。性即实性或法性,佛教术语名之曰“真如”(Tathata),也就是所谓真理(Truth)。怎样“穷理”?怎样“尽性”?一般人总揣想佛教是主张超经验的冥想的,实则大谬不然。《瑜伽师地论》指示修行的次第,先闻,次思,后修,其它经论所说的也差不多。闻即论语“学而不思则罔”的“学”,亦即中庸的“博学,审问”。“思”则为“慎思”,“明辨”,“修”就是“笃行”。他——佛教并不要人家一味感情用事地迷信,并且根本反对这种宗教的信仰,“四依法”中有“依法不依人”一条,古德又说“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何况他又反对拜偶像,祀鬼神。所以佛教简直是体系完满的哲学,并不能打入宗教队里。虽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说,宗教信仰,最能解脱人生的痛苦;文得尔班(Wolfgang Windelband)说,宗教之价值为圣,圣之价值为真善美,(欧阳竟无等居士曾着一书曰《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之所需》其意以为一般哲学大都足执着之见,算不得真理,佛法比那些高,所以亦非哲学。)

　　佛教的真义如此,而白元明以来,佛教的现象,一天天衰落,以至于目今的混杂零落,几乎完全掩蔽了佛的本旨,失落了佛的精神,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我们晓得,春秋战国之前,还没有儒家的时候,中国本来有所谓“鬼治主义”的宗教,孔子因之而组成礼教,汉儒又推衍成为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说法,结成道教的完整。佛教西来,不能不适应他,因此也视为“方术”之一,安世高、康僧会两大师,居然也以“综达七曜五行,医方异术”,名于时。之后,谶纬之说,一变而为玄学清谈,道安罗什和他的门徒在大江南北鼓吹大乘思想,佛教才蓬蓬勃勃地正常地发育起来,先结三论宗、天台宗的果。到唐朝经过玄奘、法藏的努力,又有法相、贤首两宗继之而起,一时高僧大德,如云之蒸如霞之蔚,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禅宗是为校正教理,盛极之后支离破碎,不得要领的流弊而起,开创的几位祖师,如惠能,如道一百丈,乃至临济法眼的确是“顶门具眼”,别具手段,当时宗门之盛,盖过其它一切宗派。赵宋以来,几乎只有禅宗,其余的许多重要章疏,因此淹没不彰,以至于大量散失,学佛的人不复知道有所谓“教理”,几句偈语,一顿呵喝,就算足“续佛慧命”,“开人天眼目”,禅宗变成了空架子,整个佛教走上厄运。

　　元朝是红教喇嘛的世界,什么帝师,什么总统,其行为的暴厉恣睢,简直使当时一般士大夫人人切齿,当然只有促进中国佛教的急剧堕落。朱元璋到底是和尚出身,开国之后,很想把佛教整刷一下,可惜他既不学无术,同时又没有像道安、罗什、玄奘、法藏那么伟大的祖师乘运而兴,更因为佛教界已经找不到重要的各宗章疏,所以只是“徒然”。我们看到明朝那许多名士学者的空疏浮薄,就可以推想得出,教佛界是何等的可怜,因此有净土宗的继起。

　　关于念佛生西,又是一个问题,非此所详。我们只知道在方法上,念佛比参禅更容易,更不要繁复的教理,在元朝以后急剧衰退的中国佛教界中,的确是一服再简单也没有的救急方。清初废除了度牒试僧的制度,出家人可以无限制地招收徒众,小庙变成了家庭,丛林变成了地盘,大大小小的寺庙里大家是为着“吃饭”:参禅、学教,那有功夫提起,可是门面还不能不顾一下,念佛法门就风起云涌地传遍全国,流弊所至,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所以有现在日趋严重的教难。

　　教难之起,原因是很简单的。就是整个社会进步了,佛教还没有进步。丛林里上殿的仪式是“朝仪”,高底单梁鞋模仿“官靴”,其余的一切,都还没有脱掉帝制时代的面目,你说怎么不招致社会的非难和排斥!但是佛教为什么不会跟着社会一道儿进步的呢?原因在于主持佛教者——和尚们——的浑沌没有知识。怎会浑沌没有知识的呢?这个疮养了七八百年,到现在是不能不替他开刀了,否则只有疮口进裂而死。新佛教运动者看清楚了这一点,对于所谓中心思想,大概可以知道一个方向了吧!

　　真要谈中心思想,先得了解佛教在印度发展的过程。我在本刊第一期《略论空有之诤》一文里已经讲到,现在再叙述一下。佛所说法本无所谓大乘小乘,其判分在佛灭度以后,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印度的佛教界已经分裂成二十部左右(有南传北传两说),争执着许多零零碎碎的问题,循至于失掉佛的本意,后来的人乃称之曰小乘,又经过一两百年而有龙树出世。他是佛灭度后,最有手眼的菩萨,看到当时佛教界的庞杂无绪,用秋风扫落叶的手段建立所谓“空宗”(法性宗),佛的真精神才又能显示于世,这就是大乘。其后不久,佛教界有许多人误解了他的理论,同时社会环境又须要佛弟子们对教理作一番新颖的解释,于是有无着世亲的“有宗”(法相宗)出现。有宗讨论每一个问题起来,都用比勘的方法,所以是印度佛教的集大成,而其“微言要旨”,又和空宗不相违。佛教经过这两个宗派的开发,才能放射其千古常新的光芒,奠定了不可动摇的中心思想。

　　佛教到中国来了以后,除掉起初不甚重要的介绍之外,其余各家的着述,都足以空有两宗的理论为标准,三论宗不用说足专门发挥龙树的思想的,天台宗的祖师从《中论》(龙树颂)悟道,种种讲说大都采自《大般若经》,《大智度论》和世亲的《俱舍》,可以说足杂糅空有两宗而结成的宗派,智颇(陈隋间人)说:“天亲龙树,内鉴冷然,外适时宜,各权所据,而人师偏解,学者苟执,遂兴矢石,各保一边,大乘圣道也。(《摩诃止观》卷九)就这几句话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卓识。隋灭唐兴,玄奘法师学成归国,翻译了《解深密》、《瑜伽》、《唯识》等有宗重要的经论以外,又翻译《大般若经》六百卷,可见他也是性相并重,不存门户之见的,所以他的学说(学者称之为法相宗或慈恩宗),在唐初盛极一时。梢后法藏援据玄奘所介绍的性相两宗的说法,和天台宗的思想系统,更加上一番扬弃的工作而组织成贤首宗,分宗判教,大体上是比较圆满一点,他在《楞伽玄义》里也说:“清辩……护法……此二大士,各破一边。共显中道,乃相成非相破也。”这和智濒的话简直一模一样。

　　至于禅宗,其盛在贤首之后,虽说足“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实在也并没有跳出空有两宗的圈子,达摩印心的四卷《楞伽》是属于有宗的;五祖授徒,六祖从而悟道的《金刚经》是属于空宗的;密教确是后起的宗派。最近密教学者李安宅居士说:“按原始的佛教,本重个人道德的修养,不尚神灵的崇拜。到了公元一世纪,释迦才变得无始无终,成为崇拜的对象。五世纪时,瑜伽派兴起,神乃特多;修持的工夫,希望与普遍之灵合而为一,大有恢复公元前二世纪身毒教之势--即婆罗门的崇拜。六世纪之末,所谓教外别传的密宗(续部),更创设了无数的菩萨,十世纪与十一世纪之交,“时轮”派兴,讲“金刚道”,各种各样的佛,善静的,愤怒的,遂多至不可胜数。”(《贲善》半月刊第2卷第6期)这话是非常正确的,佛教之所以亡于印度,就是这个原因,我在本刊第二期《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一文中也已讲到。不过密教的经典当中,始终以空宗的理论做骨干,一行注《大日经》,所引用的经论以《大般若经》、《大智度论》为多,所以西藏佛教,空宗比有宗盛,而密教也终足佛教的一派。净土宗以老实念佛为第一义,一心不乱往生西方为目的,在《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里没有讲到好多理论,不过莲池的《弥陀疏抄》,颇取贤首宗义,憨山论净土,也总不脱禅宗的口吻。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深深地知道,无论是印度的中国的佛教思想,都以“龙树无着学”为中心,做根本;无论是三论,天台,法相,贤首,乃至禅与密净,都从“龙树无着学”流出。那末我们--新佛教运动者,为救弊扶弱起见,对于龙树无着学应该先有透彻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根底。否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结果不是“以水投水”,就是离经叛道。离经叛道之有害于佛,人所共知,“以水投水”,依然漂荡在“门户”的末流里,决不能剥落佛门之疮,显示新鲜活泼的精神而恢复哲学的本态,对于佛教,无外乎也只有加深苦难。桑戴延那(Santayana)说,此后的宗教,应该扬弃其迷信与独断而自比于诗,这虽然不是为佛教而发,但可以做佛教的圭臬。龙树无着学能够洗清一切积垢,至理的纯化,才是真情的旺燃,才是慈悲的开始呀!

　　最后,不妨再引宋朝赞宁大师的话作结:“魔障相陵,必须御侮,御侮之术,莫如知彼敌情。敌情者,西竺则韦陀,东夏则经籍矣。故只洹寺有四韦陀院,外道以为宗极;又有书院,大干界内所有不同文书并集其中,佛俱许读之,为伏外道而不许依其见也。此土古德高僧,如道安,慧远,复礼,皎然能摄伏异宗者,宁由博学之故。”(《僧史略》卷上)

　　(原载《狮子吼月刊》1 941年第1卷第8、9、10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