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成就者为什么越来越少？

成就者为什么越来越少？

◎陈亦新：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听鸡蛋实现开悟是一种法门，扫地僧达到成就也是一种法门……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的途径而已。佛教应该去适应更多的人群。比如说你喜欢跳舞，那么我就要告诉你，如何要在跳舞的时候证得空性。这样行吗？

●雪漠：可以。比如，他喜欢做饭，我们就告诉他如何通过做饭来达到那种境界；比如说你喜欢打篮球，那么我就要告诉你，打篮球打到那种人球合一、无球无我的时候，就可能在一种忘我的境界中，认知到自己的心性。当他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让他通过走路认知自性。我们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让不同的人认知自性。在这个时代，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枯禅了，死水一潭是没用的。

早期上座部佛教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觉悟过程是非常鲜活的。宗教一旦被制度化之后，反倒远离了真理。

◎陈亦新：有人认为政教合一有利于宗教，其实那恰恰是一种灾难。当你想用某个教派的教法来统一佛教时，佛教那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就不会出现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成为灾难。现在，当全球化浪潮淹没中国文化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已经不重视过年了，反倒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中国的七夕很多人都不知道，过七夕的时候人都没有反应，但是过情人节时满街都是玫瑰花。所以说，文化要保持一种多样性。就说宗教也罢，我们的民族文化也罢，我们不能让它淹没。我说得对吗？

●雪漠：对的。因为随着它灭亡的，可能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基因。有时候，一个物种不一定在生物界占有多大的份额，但它却可能承载一种优秀基因。当这种优秀基因跟另一种文化“杂交”时，就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物种。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抢救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化。

至于你前边说的因材施教，这是佛教的传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是这样因材施教的。教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一旦不对机的话，这个法就不起一点作用。曾经有个出身于洗衣坊的人修“数息观”，另一个开舂米坊的人修“不净观”。结果佛陀发现，他们虽然修了许久，却没有大的作用。于是，佛陀就作了调整，教熟悉舂米的人去修“数息观”，因为他对“咚咚”的那类有节奏感的声音很敏感；随后，佛陀又让熟悉洗衣的弟子去修“不净观”，因为他经常洗衣服，对净垢会很敏感。调整后，两个人很快就成就了。

佛陀住世的时候，许多人都证得了阿罗汉果。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因为他吃了一个铁匠供的食物中毒了。有一个年老的婆罗门听说佛要涅槃了，就跑来皈依佛，阿难不让他进。释迦牟尼佛说：“你让他进来吧，那是我最后的一个弟子。”进来以后，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开示心性，当下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然后他在佛前涅槃了。可见那时候，有很多顿悟顿证的上根之人。

那么，这种当下的明白和顿悟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越来越稀少呢？从制度化宗教兴起之后。宗教制度化之后，一些教派的领袖可能会要求传承弟子们按他证道的那种方式去修行，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步骤和规矩。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宗教礼仪。许多时候，宗教礼仪是非常必要的，它也能承载一种宗教精神。它为后来的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成就的路线图。

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种情况，要是遇不到真正成就的善知识，跟那些宗教礼仪对机者可能会成就，不对机者就很难成就。一些众生，正好适合某种形式的时候，他就容易成就；而对于不适合的那些人，就修不下去。到了后来，“修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晨星”，原因除了精进等因素外，也可能是那种制度化的东西没有与时俱进，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跟许多人的根器不一定对机。要知道，教法要是远离了真理，变成了一种教条化存在的时候，是生不起大用的。

对于俱足了资粮的对机者来说，真理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干净、非常质朴的。老祖宗常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

佛教越到后来，教义与仪轨越加繁琐。释迦牟尼佛住世时那非常质朴的原始宗教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著述者。除了宗教官员之处，宗教中有话语权有两类人：一类是成就者，但成就者往往远离文字，远离名相，他不一定著书立说。许多成就者虽然有当下话语权，但不一定有历史话语权，要是他留不下文字的话。在他住世时，名声虽天摇地动，但随着他肉体的消失，他的话语权也就消失了。而另一类人就是学者和佛学家。他们可以大量地著书立说，虽然他们的肉体会消失，但文字却留了下来。他们拥有了历史话语权。后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就占领了佛教文化市场，并慢慢地把那部分没有历史话语权的成就者挤出了历史视野——这当然不是有意为之。这时，佛教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因为理论的越来越高深莫测，老百姓也越来越不懂了，只是觉得莫名其妙。要是有些人学了一辈子佛还是契不进去，他们就有可能产生退转心。佛教就是这样在印度衰微的。

历史上像冈波巴大师那样既是成就者又是佛学家的人并不多。你想，密勒日巴连肚子都吃不饱，吃的是草，哪来的笔？哪来的纸？他只能用唱歌的形式。他已经很了不起了，留下了那些道歌。但大部分成就者没有留下道歌，也不著书。因为他们远离了宗教名相。那时候，一些真正有修有证的人，都远离了喧嚣，独自享受涅槃之乐去了。当成就者远离人群之后，人们的追求与真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空隙，那些摆弄口舌之能但不一定能证悟实相的浅薄之徒就会出现，并占领市场。

当然，我不是说文字一无是处。我的意思是，虽然文字也能承载非常优秀的东西，能繁荣佛教文化，但要是佛教文字只追求繁琐和深奥的话，就会远离大众，最后流于一种世间法的学问。

印度教之所以在印度取代了佛教，原因就是它非常鲜活，能与时俱进，老百姓需要什么，它就给什么。而佛教到了后来，只能到那烂陀寺那样的地方去找了，别的地方已经没有佛教了。那烂陀寺里的知识分子，除了参与一些著述和辩论外，已经影响不了大众。老百姓也不知所云，只好远离了。后来，外道大军一旦毁了那烂陀寺，佛教就在印度消失了。

当佛教界注重著述而轻视实修时，真正的证悟者就会越来越少。要知道，单纯地逞口舌之能，是没有办法开悟的。他自己要是没有尝到那个味道，就无法传承真正的智慧。于是，制度化宗教就渐渐成了一种主流方式，变成远离宗教精神的某种形式。它也可以以所谓的文化、社会科学等形式占据市场，出版一些学术著作，但成就者却越来越少。

就这样，制度化宗教一天天远离了非常质朴的、干净的、直指人心的真理。它慢慢地教条化、组织化、繁琐化，一步一步远离了人类。当我们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时，要是钻进教条化、组织化、繁琐化中时，是很难出来的。在这种状况下，不识字的慧能反倒能创立出他的禅宗，而没有多少学问的密勒日巴反倒能唱出伟大的道歌。

现在的问题就是，像密勒日巴这样伟大的人，其实也缺少真正的知音。你要想欣赏成就者的层次、明白他们的心灵、理解他们的精神，你至少也得有一定的智慧和境界。只有你在修证上和理论上实现一种超越时，才能实现一种反思，发现过去文化的缺陷、局限和不足。

香巴噶举从琼波浪觉起，就秉承了原始佛教的简单和质朴，所以它诞生了大量的成就者。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修行人重点去著述，他就有可能变成学者，而没有时间实修成就；如果不去著述，他的肉体消失之后，精神的东西就很难有承载体。

成就和著述就是佛教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当你的一个翅膀没有力量的时候，可能会飞起来，但是飞不高，飞不远。

现在的市场上，流行了很多没有实证经验者写的书。他们谁都可以写个一塌糊涂，结果你会发现，大多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很难有创新。许多书仅仅是用另一种语言把以前的经典改写了一遍，其中大部分都是掺了水的东西，精髓的东西真的太少了。

－－选自《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