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些学者认为禅宗史上出现南北之争是神会“有意制造”、“故意兴起”的。言下之意，是神会挑拨离间，制造南北两宗的分裂，进而打倒北宗，兴起南宗，制造了禅宗史上一大公案。对于这种意见，笔者不敢苟同，认为是言之偏颇、有失公允，现以此文作粗浅的分析，望方家指正。

一、神会担当了恢复法嗣的历史重任

笔者认为，南北之争，是禅宗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现象，并非是神会挑起的。如果没有神会，这场斗争也不可避免。《坛经》记述了矛盾的根源。五祖弘忍对慧能说：“汝是岭南人，又是⑴獠，若为堪作佛！”说明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轻蔑，南方人与北方人，在心理上出现了社会地位方面的极大反差，种下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矛盾的根子。当然，这并非是五祖的心意，只是借世俗的眼光来说话的。然而，北方人世俗势利，是不能容忍南方人得逞的。如果事情的发展，果真与世俗的眼光相违背，矛盾就会激化起来。

矛盾发展的关键是五祖传法。当五祖见到慧能书于墙上的偈后，“即善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五祖赞叹好偈之心，为什么怕人知呢？这是因为争夺法嗣的矛盾，已达到生死攸关的地步。如果是神秀得嗣，他势力大，控制了整个东山寺，自然矛盾就会以强者得胜而结束。但偏偏是慧能比神秀高明，在这形势下，公开传法给慧能，那慧能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五祖半夜三更传法给慧能，并说：“自古传法，命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谁会害慧能呢？不用说，自然是神秀一系的人。嗣法之事，在隋唐之前，并不重要，但隋唐以后，就注重起来。“在中国佛教宗派史中，传法为一关键性概念，于隋唐后方盛为流行”⑴。在佛教宗派林立的中唐社会，嗣法一事，成了宗派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宗法社会，有嗣则有法，无嗣则无法。争夺法嗣的成败，就决定了派别存亡的命运。因此南北宗的决斗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汤用彤先生说：“（教派之争）其主要标志实为道统之争……天下讲席林立，各种观行禅法并起，引起种种对抗，甚至杀害”，可见，法嗣是多么重要⑵。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眼光，忽视宗法社会法嗣的重要性，从而避开当时是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去谈论谁是谁非。

神会召开无遮大会，是南北两宗矛盾的总爆发。自慧能南下到神会北上，历时60年之久，在一般的僧人中，只知有神秀，不知有慧能。虽然早年神秀也曾对武则天说过，法衣在南方的慧能那里，神秀的高徒普寂也曾派人到南方宝林寺去偷法衣，但也只是几个人知道的事。在此60年间，南方慧能一系，可谓沉寂无闻，而北方神秀，却兴旺发达。神秀被召入京，拜为国师，死后赐谥“大通禅师”。神秀及其二位高徒，被称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神秀被封为六祖，普寂自称为七祖。整个北方，几乎是神秀一系北宗的天下。对于慧能一系来说，这种形势，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慧能的徒弟们心里是极不好受的，他们怎能容忍喧宾夺主的局面继续下去呢？因此，一场禅宗史上的大搏斗是避免不了的，这并非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恰恰是神会，担当了这个正本清源的历史重任。

神会在滑台开无遮大会，大呼《南宗定是非论》，后来神会到了洛阳荷泽寺，继续召开定是非大会。据宗密的传说，当时北宗的普寂还在世，已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修《法宝记》。神会知道后，也修六祖堂，请王维作文立碑，大树特树慧能六祖的法统地位。但在北宗势力的反击下，神会屡遭“敕徒”，历时13年之久。可见当时的斗争是多么的激烈。仅仅是“安史之乱”给神会带来了机遇，在这场斗争中，神会胜利了，北宗失败了。“神会为曹溪顿教而献身，不避任何艰险，坦然直进，终于达成了韶关慧能为禅宗六祖，永为后代的定论”⑶。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当时没有神会，恐怕亦会有另一个人出来表演，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必然。从唐末到宋代，禅宗极盛，一统天下，就说明了南宗的胜利和北宗的灭亡，是合乎历史潮流的。

二、神会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机缘

笔者认为，北宗的失败，其主观原因是传教之道背离黎民百姓，其客观原因是会昌灭佛，而直接原因是神会的打击。

五祖死后，神秀被召入长安，他的二个徒弟分别做长安两大寺院住持，由此而远离民间，失去了社会基础。而五代禅师艰苦奋斗的禅风已不复存在。一种宗教，如果脱离了它的百姓基础，万一遇着政治风云，它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据《灯录》的描述：神秀被召入宫后，“王公士庶望尘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礼重。……神龙二年于东都天宫寺入灭，谥大通禅师。羽仪法物，送殡于龙门，帝送至桥，王公士庶皆至葬所。……门人普寂、义福等，并为朝野所重”⑷。由此可见，北宗的兴盛，是与帝王的扶持相关联的。反之，北宗的衰落，也是与朝廷的冷落相关联的。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朝廷忙于内战，两京大乱。靠朝廷扶持的北宗，已失去靠山，丧失了生存根基。他们表面兴盛，实际十分脆弱，这就是北宗灭亡的主观原因。

再看看客观原因，“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这么脆弱，几乎江山易手。脆弱的原因不是归咎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奢华、腐败和荒唐，而是归咎于城乡寺院僧尼太多，于是，酝酿灭佛。会昌二年（公元842年）， 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开始。几年间，北方大小城镇的寺院被毁灭，僧尼被迫还俗，宫内宫外的佛经、佛像、菩萨被焚毁。仅保留京都四间寺院，每寺仅留僧尼30人。在灭佛运动的冲击下，一向以朝廷贵族为靠山，寄生于城都士庶的北宗，从此覆灭。

与北宗相反，南宗建基于山野与黎民百姓之间，远离城镇，更远离京都王室，靠自力更生而生存，靠黎民百姓的支持而生存，靠自身的改革而生存，所以根基厚实。慧能出身贫贱，以砍柴打猎为生，到东山寺后，又以碓米为业。得道之后，回到韶关南郊15公里远的象山宝林寺，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开山辟地，建立传法基地，达35年之久。其间唐政府曾两次下诏入京，慧能都拒绝了。他一直艰苦朴素地传教，保持了先祖开创的宗风。慧能死后，南宗发展成五宗七派，都较好地发扬朴实的禅风。在禅宗史上较有地位的行思建基于青原山，由此一系发展起来的曹洞宗建基于曹山和洞山，云门宗建基于云门山，法眼宗建基于清凉山。另一个较有地位的怀让建基于南岳衡山，由此一系发展起来的沩仰宗建基于沩山和仰山，临济宗初建于北方后发展到南方，分为黄龙、杨岐两派，建基于云盖山、金山、溪山、黄龙山、庐山等地。由于远离北方发展南方，远离京洛深入民间，又由于自身的改革（比如教理改革、教法改革、嗣法改革等），使印度佛教变为中国化佛教，获得贫苦百姓广泛地参与和支持，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而避过了“会昌灭佛”之灾劫，成为一统天下的宗派。

导致北宗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是神会对北宗的攻击。开元八年，神会北上南阳兴隆寺。在那里大行禅法，大兴慧能宗风。14年后，神会于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公开打着明辨是非的大旗，发表《南宗定是非论》，攻击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神会攻击的目标有两个，其一，师承是傍。这是北宗的致命伤，一经攻击就无法招架，由此可知，法嗣关系是多么重要。如果北宗（当时普寂还在世）基础坚实，也不是没有反击之力的。其二，法门是渐。这个目标，只能论教法优劣，不能论定是非。神秀称渐，慧能称顿，教法不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以这理由攻击北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削弱北宗的，相反，会使北宗更为自信，理直气壮地宣传渐法，并可以以传统教法为由，大振宗风。奇怪的是，北宗连这点也支撑不住，败于神会手下。说明北宗当时已脆弱到何等地步。也说明神会把握了北宗必然失败，南宗必然胜利的历史机缘。

三、神会判定南宗正统的历史功过

禅宗史上南宗北宗之争已成定局：北宗失败了，南宗胜利了。而神会在这场历史的斗争中起了直接的、关键的作用，判定了南宗正统的地位。历史的结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该如何评价神会的历史功过呢？

历来有三种意见，其一，是吹捧论。胡适把神会说成是“北宗禅的毁灭者”，吹捧成创造禅宗历史的英雄。胡适的评价是言之过甚的。其实，北宗的失败只是“门庭寂寞”而已，并没有“毁灭”。北宗的真正毁灭是在“会昌灭佛”之后。南宗的胜利也只是初步的，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南宗的真正胜利是在马祖创立丛林制度、百丈制定清规戒律和五宗齐鸣、七派旺盛之时。其二，是挑拨论。认为禅宗本来是统一的，按当时的实际，神秀继承了五祖基业，是当然的禅宗正统，慧能只是一方禅师。后来禅宗的分裂，是神会挑拨制造出来的。神会是野心家和挑拨离间的罪魁祸首。这种评价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法嗣观念。在宗法社会，宗派林立的时代，法嗣观念占着主导地位，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神会的“挑拨”，斗争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引发起来，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现象。与其说神会进行“挑拨”，倒不如说神会顺应了历史的必然，尽到了历史的责任，促进了禅宗的发展，是禅宗历史的推动者。其三，是参半论。认为神会论定是非法统，打倒北宗，确立南宗，确定慧能六祖法统地位，对禅宗的发展是有功的。但神会及其门徒窜改《坛经》⑸，贩卖私货，抬高个人的历史地位，是宗教的政治野心家。这种评价，同样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非此不可”。试问，他不改《坛经》如何提高个人的号召力，不在《坛经》中塞进偏颇之词，如何显示慧能的正统地位，如何倡导护法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窜改《坛经》，是一个严重的过错，应当批评。但从当时的斗争需要而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其情可原。

笔者认为，评价神会在南北两宗斗争的功过，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才可求得公允。比如，南北之争是否有历史必然性？这场斗争是否需要一个强人去适应？这个强人是推动了禅宗的发展壮大还是导致禅宗毁灭？如果这个人以他的实践对以上三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个人的历史作用就是应该肯定的。以此作标准，笔者认为，神会是应该肯定的，是有功劳的，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应该把个人的动机和历史的效果相结合去论神会的功过，而不应以论者主观的动机和情绪去论神会的功过。神会有功，但不是禅宗史的创造者；神会有过，但是功大于过，他推动了禅宗历史的发展。

神会的又一功劳是推动了佛教中国化，开辟了佛教禅宗一千多年发展的局面。佛教中国化，化在什么地方？首先，化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教法上。老百姓的心理，是希望较快较易地得到进入天国的门票。不用长久坐禅，不用记背经文，不用苦爬阶梯，只要老师启示得法，就可开悟成佛。顿悟教法，正迎合这种心理，故得到广泛接受。所谓佛教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佛教民众化。顿悟教法，就是民众化的最好方法。其次。化在与民情相结合的佛理上。印度佛经深奥难懂，译文不畅，无法口语表达，只适合文人儒生玩弄。一般中下阶层，文化水平不高，对佛经望而生畏，退避三舍，连阅读都不通，更谈不上接受。禅宗把佛理通俗化，宣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在自心，即心即佛；人人皆有佛性，无须外求成佛，等等，通俗易懂，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可以接受。毫无疑问，佛教中国化，应该归功于顿教法门。没有佛教中国化，何来中国佛教呢？

如果说神会真有罪过，就是他亲手建立的荷泽宗，重蹈了北宗的老路，依靠朝廷势力，脱离百姓乡民，同遭“灭佛”的命运，自取灭亡。

正文注释：

⑴⑵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5～216页，第217页。

⑶见印顺：《中国禅宗史》299页，转引自褚柏思：《中国禅宗史话》， 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

⑷见《五灯会元》上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页。

⑸见拙著《慧能与禅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