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又称汉语经典系佛教或汉地佛教，是指在中国汉地用汉语传教的佛教体系，汉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公元1世纪，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在随后的十多个世纪中，佛教克服了中印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消弭了中国本土宗教的排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派系，汉传佛教的发展历程了四个阶段。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说法不一。据《魏书·释老志》记载： “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今巾亚南部）王伊存口授《浮屠经》。 意思是说，汉哀帝年间，秦景宪在大月氏时，蒙国王伊存亲授《浮屠经》，有人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但更多的人则倾向于佛教于东汉年问传入的说法。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汉明帝做梦梦见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人在殿前飞翔，第二天，汉明帝询问群臣，太史傅毅告诉汉明帝：我听说西方天竺（印度）有一位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身于虚空中，全身环绕着日光，您梦见的大概就是佛吧！汉明帝对傅毅的话很感兴趣，于是便派羽林郎中秦景、蔡情、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出使西域。三年后，使团从西域请来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并带回了佛像和经书，汉明帝随即在洛阳建立了白马寺，将佛像、经书放置寺中，这是中国第一座寺庙的由来。此后，摄摩腾和竺法兰又将他们带来的佛教经书翻译为汉文，中国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此成书。当时，人们大多认为佛教属于神仙方术，佛教主要传播的地区只局限在长安、洛阳、徐州一带。

　　三国时期，天竺、安息（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工作。月氏后裔支谦和康居人康僧会前往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当时的译经和佛教教义的宣传工作，为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更多人开始在宗教中寻找精神安慰。在统治阶级的推动下，佛教逐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尤其在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自称“三宝奴”，不仅建立了大批寺庙，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还曾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北朝虽然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对佛教还是比较扶植的。比如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营造了龙门石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以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比较著名。此时，中国也有一批佛教信徒去印度游学，如法显、智猛、宋云、惠生都曾去北印度巡礼，带回了大批佛经，并进行翻译，许多重要的佛教著述先后问世，研究佛教的风气成为一时之盛。

　　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改变了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下令修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被破坏的寺院，允许百姓出家，并在首都长安选聘著名学者从事佛学研究与宣讲。隋炀帝即位之前，就在扬州建立了慧日、法云二佛寺和玉清、金洞二道观四大道场。他即位后，又在全国广建佛寺，并在洛阳上林苑设立译经馆，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5年），玄奘自印度求法回国，朝廷为他设立了大型译场，让他主持进行译经、宣化工作，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武则天统治时期，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百姓多逃至寺院避难，寺院也趁机扩张势力，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直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发起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给佛教以很大打击。

　　隋唐两代，译经工作大多由国家主持，译经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超前代。不仅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前往印度游学。这一时期，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以往，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都已经传入中国，这为建立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八个佛教宗派先后建立，分别是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后人称之为“八大宗派”，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日益成熟，已经脱胎于印度佛教而自成一体。随着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中国佛教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在宗教、文化上的联系。

　　除了佛教宗派的成立，隋唐的佛教艺术更是繁荣昌盛。佛教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北宋初期，改变了五代后周排斥佛教的态度，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这时，西域、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译经规模超过了唐代，但成就稍逊。在佛教宗派中，以禅宗中的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宋徽宗时（公元1101～1125年），由于他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使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时期，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的限制，佛教除禅宗、净土宗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由于禅宗提倡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而净土宗强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故能绵延相续，长远流传。

　　佛教中国本土化在隋唐时期已初步完成，而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则在两宋时期。宋代中叶，一些儒家学者以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为武器，纷纷著书立说对佛教进行评判，欧阳修的《本论》、石介的《怪说》、孙复的《儒辱》就是其中的代表。面对儒家学者的排斥，佛教则主张三教合一，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契嵩，他在著作《辅教篇》中指出儒、佛二道都是教人为善，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佛教不只在理论接近儒家，在僧人的修养和生活中对儒学也有所借鉴。此时，经过几次灭佛的打击，中国佛教僧人为了生存与复兴，逐渐抛弃了印度原始佛教的烙印，而开始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靠拢，竭力变出世为入世，努力向朝廷与帝王示好，在生活作风上则开始学习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与作风，以求儒家学者的接纳。经过僧众的诸多努力，儒家学者加深了对佛教的接触与理解，并在吸收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学——程朱理学。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则加以排挤，汉传佛教各大宗派的发展因而受到限制，各宗派在元代继续融合，逐渐走向世俗。

　　明朝建立后，废除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特权，致力于对汉传佛教的整肃工作。明太祖时期，制定了严密的僧官、考试等制度，主要内容是将僧官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并将全国的僧尼编录成“周知板册”，借此来净化僧尼队伍。对于僧尼管理，朝廷则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被授予僧人资格。明代末年，社会动荡，大量难民流往寺院，佛教开始出现复兴的气象。这时，禅宗临济宗的云栖袜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天台宗的藕益智旭四僧，进一步融合各宗思想，主张三教合一，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平民的信仰，号称为“明末四大高僧”。

　　清代初年，政府为了笼络蒙古和西藏，颇为尊崇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则沿袭明代制度进行管理，对僧人和寺庙的管理更为严格，佛教日益衰败。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力衰微，佛教更是一蹶不振。直至近代以后，佛教在家弟子的势力逐渐崛起，居士佛教逐渐成为佛教的主力。如彭绍声、杨文会等人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了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开始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